第一所红色高校与静安

○ 朱少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筹划创办和领导的上海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在现代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10月，上海大学迎来建校100周年。

1922年10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

上海大学在形式上为国共合办，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沈雁冰的《回忆上海大学》说：“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想用办学的名义来发财……学生团结起来，赶走了校长，收回已交的学费。这时，学生中有与党有联系的，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学校。但中央考虑，还是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就告诉原东南高等师范闹风潮的学生，应由他们派代表请于右任出面担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于是，于右任就当了上海大学的校长，但只是挂名，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那时，闸北青岛路青云坊（今静安区青云路323号，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遗址现为上海市第六十中学）的一幢旧式石库门房屋,便是这所文科大学的校舍。

1923年4月，李大钊抵沪，于右任与邵力子（副校长，后为代理校长）一起同他会晤，恳请对上海大学校务给予帮助。李大钊推荐邓中夏担任总务长（后改称校务长），主持该校行政工作；同年秋，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起草的《上海大学章程》规定：“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瞿秋白发表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表示要把上海大学办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这两位著名共产党人的到来，为上海大学确定了新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方案。

1924年2月，上海大学的学生增至400余人，遂迁至西摩路132号西式楼房（今静安区陕西北路342弄，上世纪30年代初改建为新式里弄住宅），分部（社会学系和中学部）设于斜对面时应里522-526号（后为静安区陕西北路299弄4-12号，5幢旧式石库门房屋已不存，遗址融入今恒隆广场），同时租用甄庆里、敦裕里等民房作为校舍或学生宿舍，改变了原先局促的“弄堂大学”面貌。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无疑最为重要，它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主，着力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研究。为了搞好社会学系，瞿秋白精心设置各种课程，并强调基础能力训练，注重扩大知识视野；瞿秋白曾主讲《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利用课堂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在现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做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每逢他授课，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连窗外、门口都站满旁听者。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

陈独秀曾参与筹划，先后把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地委和青年团中央的不少同志安排到上海大学执教。那时，在该校师资队伍中，共产党人颇多：担任校、系领导人的邵力子、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陈望道（曾任中共上海地委书记）等，都教一些课程；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沈雁冰、郑超麟等，都在此兼课；所聘的教员中，还有任弼时、安体诚、李季、蒋光慈、侯绍裘、杨贤江、萧楚女、田汉、郑振铎、高语罕、张秋人等，这些“红色教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迪学生们的革命觉悟。

李大钊虽未在上海大学担任教职，但非常重视和关心它的发展，抵沪时曾多次前往。如在1923年4月15日，他去上海大学作了《演化与进步》演讲，谈及“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的。我们是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了”，以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1月，他又分别在上海大学作了《社会主义释疑》《史学概论》《劳动问题概论》3个演讲，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和阐释，鼓励青年奋发向上，追求社会进步。

上海大学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引导学生投入大革命洪流；该校还创办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师生轮流去上课，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上海大学附中学生刘华（中共党员）曾在给叔父的信中说：“我由中华书局脱离而入上海大学”“是我这一生的历史上大大的一件幸事”；他不仅做平民夜校教员，又担任沪西工友俱乐部秘书，后成为上海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何秉彝（中共党员）曾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上海大学在上海虽是私立，但我相信它是顶好的学校”；五卅惨案发生时，他英勇牺牲，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当天上大受伤的学生有10余人，被关押的达131人。因上海大学师生在五卅运动中奋战于第一线，社会上曾有“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之说。

1925年6月，上海大学被查封，校方不得不建立临时办事处；7月，校方租用上海中兴路德润坊（今静安区公兴路、中兴路口）作为临时校舍；8月，将上海青岛路师寿坊（今青云路167弄，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15幢民房用作校舍，弄口挂上于右任题写的“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牌子。

上海大学师生中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全市党团员中占相当的比例。1925年11月，上海大学团支部从团闸北部委划出，成立上海大学特别支部，直属团上海区委领导，有团员120人左右。1926年春，上海大学党支部从中共闸北部委划出，成为独立支部，直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到12月党员增至130人。

随着上海大学声誉日隆，各地追求革命真理的进步青年纷纷慕名而来，其中不仅有从国内名牌大学转来的人，还有从海外归来的人。到1926年，学生人数已增至800余人。胡允恭的《我所知道的上海大学》回忆：“上大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不断向外输送人才。”在上海大学师生中，被输送、选派去黄埔军校的有恽代英、萧楚女、安体诚、欧阳继修（阳翰笙）等8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东方大学学习的有秦邦宪（博古）、杨尚昆、王稼祥等14人。

1926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上海大学为在江湾购买地基通告》。翌年春，位于江湾镇西的新校舍落成（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上海大学于4月1日迁入。不久，蒋介石在沪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该校被强行封闭。昔日上海大学虽仅存在4年半，但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造就了不少文化精英。

今年10月，该校迎来建校100周年，作为第一所红色高校，它的历史贡献将永不磨灭。

作者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