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轩，我的文化记忆

○ 黄阿忠

朵云轩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已然闻名遐迩，它也成了我的文化记忆。

我和朵云轩早在五十多年前就结下了缘。那时，我不过十二三岁，却立下了当画家的志向。无奈家境贫寒，除了给我们吃饱、穿暖外，没有能力再去支持其他兴趣和爱好。我只能游走在新华书店、卖绘画用品的文具店、用炭精粉九宫格作业的画像店，以及所有和画画有关的场所，做着一个个“异想天开”的梦。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我发现了朵云轩这个百年老店。朵云轩就像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波涛中指示的航标，给了我光亮和方向。我因此成了朵云轩的常客，那里有我看不完的东西，文房四宝、文人字画、印章、刻刀……还有印制得很讲究的信笺、折扇，以及木刻水印的传统工艺等等，它是一个免费的艺术殿堂。

我差不多每个礼拜天都会去一趟朵云轩，在店堂里待上一两个小时。在店里干什么呢？其实什么都干不了，使用最多的是眼睛和脑子，偶尔也会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一些橱柜里放着的最便宜的图片、毛笔之类的东西。对我来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眼睛看的，一只笔洗，在我手上翻来覆去地可以看几分钟，最后让营业员放回原处；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图片，上面印有齐白石、潘天寿、王雪涛等名家的山水、花鸟小品，我会让柜台里的营业员拿出一沓，仔细地看，一张一张反复比对。总觉得每张都有特点，哪张都好，所以纠结啊，想想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最后一咬牙，拿下四张。两张齐白石的，一枝梅花，三只小鸡；两张潘天寿的，一张画的是三个荸荠（俗称地梨），另一张是菊花，价格是每张一分，共花了四分钱。这些画都比较简单，而且一笔一笔交待得十分清楚，用作临摹极为合适。当画片拿在手里，我还记得那天的心情特别愉快。

后来因为上山下乡、去大学读书、工作、搬家等等几番折腾；那几张被当作宝贝一样的图片，不知怎么遗失了，一直到今天，我还耿耿于怀。

朵云轩店堂柜台的后面挂着画，都是些日后我膜拜的大画家的画。我记得有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牵牛花，还有潘天寿的猫等等。当时年纪小，知识面窄，好像仅知道这几个画家。当然陈列的画很多，琳琅满目，不过当时我不知道那些画家是谁罢了。朵云轩二楼是专门出售中国画的，除了一些原作之外，还有许多木版水印的画，印得和原作不分上下。朵云轩这两层常常替换新的作品展出，因为不收门票，这也是我常去那里转悠的重要原因。

在朵云轩的店堂里，我一边看，一边想，思路也比较开阔。想这张画的用笔、想那个墨块怎么涂，还有那些线条的游走，手里还比划着。可是看是看了，想是想了，也揣摩了，但好像没什么用，回家后都忘了。不过，现在想想，当年的这种“看”，还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有时候想“豁边”了，竟然冒出一个“不可告人”的，想把自己的画和他们的画挂在一起的想法。这种“狂妄”的想法，当时没有人可以倾吐，也不敢；不像楚霸王项羽年轻时看到秦始皇车骑驶过，还可以对着他叔叔喊出“吾当取而代之”那样的豪言。

朵云轩里能够看的，也是最“扎劲”的，是木版水印技工在玻璃橱窗里表演印制的水印国画。我曾仔仔细细地看技工拿一块块木版，套印一块块墨色，一层层印上去的工序。当时印的是齐白石的一张竖条的《小鸡》，那张画有好多只小鸡，浓浓淡淡的，墨韵晕化到了和原作几乎分不出真假的地步，其效果不比用现代科技高仿的差。店堂里挂的除了真迹外，好多作品都是朵云轩自己水印制作的，从价目卡上可以看出水印的便宜。因为印得逼真，据说，后来的拍卖当中，有混在其间的水印木版国画被当作真迹拍出去的。

我想朵云轩的木版水印技术，应该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知现在还有传承否？前些年，我们学校请了朵云轩的一个老技工来讲授水印木版国画，他说，掌握这门技能的人仅剩一二了，这活又苦又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肯学了，言语中带了些许感伤。

我常常想，旧的东西就一定要全部淘汰吗？当然，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几百年能够传下来的“活”，肯定也是有好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有大相径庭的智慧，譬如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聂绀弩说：哀莫大于心不死。又如，若行路遇山阻，可学愚公移山，也可绕山而过。细细想来，前面那几种大相径庭的“智慧”都有道理，然我设想：是不是有可能旧的并不要舍去，也非常欢迎新的来。比如今天的朵云轩已经是全新的了，是不是不用舍弃木版水印的中国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