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巳巳”长安

○ 何振华

“振华贤棣：

信收到。你不要来，也不要出门，千万小心这个季节是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必须提防，少工作，多睡眠，勿兴奋。

我近来也不健，天天怕脑溢血，此病近来也发得多，每天上午睡到十点，看看报纸、杂志，不用笔。

我再提一提，你不要来！像我一样：‘蛰存’。

北山，1995.12.5”

这是施蛰存先生写给病中的我的一封回信，距今整整三十年。先生生于1905年，今年是先生诞辰120周年。先生祖籍杭州，白娘娘美丽的传说，将蛇在中国文化中的浪漫色彩发挥到了极致，就像先生当年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包括他写的小说，都被贴上了“新感觉派”的标签，甚至戴上了“前卫”的桂冠，但自始至终，他都不承认自己有造成某一种文学流派的企图或放任他所编发的作品形成什么流派。在我的心目中，这种完全从作品本身价值出发并依照个人的主观为标准的态度，体现的就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浪漫精神。从先生出生的1905年这个乙巳，到现在2025年这个乙巳，两个蛇年，两个甲子，在中国的文坛艺苑，有没有出现过真正“笔走龙蛇”的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

就在先生给我这封回信的1995年，标之曰“东方精神”的米罗画展，轰动京沪。当时我两次观展，先生嘱我带一套米罗画作明信片给他。他问我，看没看出米罗的画风有东方精神？我老老实实说，我看不出，我也不懂为什么要把明明是“超现实主义”的米罗，硬装上“东方精神”的榫头。先生说，看毕加索晚年的画，有中国水墨画法，张大千常用泼墨法，他在巴黎见了毕加索，毕加索不算超现实主义画家，但他的许多作品很明显是受了超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至于用泼墨法，倒是可以说这恰恰缘于“东方精神”呢。先生写了一篇随笔，托我送交《解放日报》的老编辑陈诏，发表在“朝花”副刊上，对当时报纸上介绍米罗作品的那些不免“瞎子摸象”的宏论，先生切中肯綮的批评，无疑教人服膺。

前些天偶过南京西路上的历史博物馆，这座钟楼建筑1996年的时候是上海美术馆。而今很少有人会提起上海美术馆的旧址，其实在迁入钟楼建筑之前，名为“上海美术展览馆”，建立于1956年，1980年代翻建过一次，位置就在钟楼建筑对面的“仙乐斯”西侧。从1970年代末到整个1980年代，我说不清有多少次去那里观展。印象很深的两次，一次是看齐白石画展，一次就是看米罗画展。

古往今来，神话世界里的龙蛇共舞，一直就象征着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智慧、灵活、神秘及生命力。先生说过，对于世上一切具体景物，我们每个人的观感效应都经过一系列思想感情的不自觉的心理活动过程，这种心理活动，并不为任何美学的或道德的成见所干扰。

承载着人们“巳巳”长安美好希望，蛇年新春前后，上海有一场接一场的大展面世，不啻文化的盛宴。今年，也是冯至、冼星海、戴望舒、焦菊隐以及萨特、亨利·方达、葛丽泰·嘉宝120周年的诞辰。在纪念这些大师的特殊年份，我视为超越生活现实的超现实主义“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