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另一种“城市乡愁”

○ 刘翔

上海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各个企事业单位先后建造了大批工人住宅区，并用这些住宅区附近的路名来命名。上海机床厂处在与松花江路交叉的军工路上。1954年7月，上海机床厂在工厂附近的长白街道东至延吉东路、北至松花江路、南与长白二村相邻处，建造了第一批10幢砖木结构的3层楼房工人新村，命名为松花一村，共有120户职工和家属入住。1982年，该厂又分两批在离松花一村一河之隔的佳木斯路建成每幢6层楼，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的中农新村，解决了392户职工家庭的住房困难。“中农”两字取之上海机床厂前身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的简称“中农公司”。如今，我父亲依然住在这个小区。

上世纪50年代，我父母结婚后，上海机床厂将松花一村7号14室作为婚房分配给我父亲。这是一间面积16平方米、厨卫两户合用的一室户。我父亲骑自行车到厂里上班，我步行到位于佳木斯路上的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上学，都只要十分钟左右的路程。每天清晨上班、上学和黄昏时下班、放学的人流夹杂在滚滚的自行车潮中，给那时还是偏僻小道的松花江路增添了几分喧闹的都市氛围。松花一村中间有一片空地，我们这些小赤佬经常在那里踢球、摔跤，而演变成了运动场，大人们也喜欢在茶余饭后拎着小板凳聚集到这里“嘎三胡”。后来，长白街道文化站把该地作为露天电影院，经常放映《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电影，无形之中这片空地就成了“市民文化中心”。弹指一挥间，搬离松花一村半个多世纪了。日前我和几位从小在松花一村长大的小学同学小聚后，决定重返松花一村逛逛，追寻儿时的生活踪迹。漫步在如今的松花一村，原先的3层楼房已经加层为5层楼，四周也砌起围墙作了封闭式管理。和周围耸立的商品房小区相比，松花一村真的是“老态龙钟”了。

进入70年代，随着我家人口的增加，上海机床厂将我家住房分配到了面积更大的长白二村105号10室。如果说长白二村仅是新村地名的话，那么它还有一个让几代上海人难以忘怀的名词“两万户”。这是1953年在陈毅市长亲自关心下，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解决产业工人住房困难，在杨浦、普陀两区建造的两万套住房。这种住宅是二层立帖式砖木结构建筑，1室至5室在底楼，6室至10室在两楼。煤卫5户合用，厨房、厕所均在一楼。“两万户”的建造，不仅使上海工人新村的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更是开启了产业工人居住生态崭新模式。随着城市建设飞速发展，“两万户”住宅在全市逐渐被拆除，我曾居住过的长白二村也夷为平地，建造了商品房“长白新城”。毗邻长白二村的长白一村228街坊的12幢“两万户”住宅成了“孤品”。这12幢“两万户”究竟是予以拆除还是保留，成了哈姆雷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死亡？”。为了留住工人新村的“城市乡愁”，规划部门最终决定，上海市最后成片的长白一村228街坊的12幢“两万户”住宅不再拆除，予以整体性保留，并被纳入2016年上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同时，筹建一座原汁原味还原当年“两万户”生活场景的工人新村展示馆，为上海市民完整保留当年的城市记忆，留住城市乡愁。日前，我应邀参加“上海工人新村文化节活动”，沿着长白228街坊内的那块“跨越70年我在228等你”蓝色指示牌，目睹着喻示朝气蓬勃工人形象的长白228街坊IP“工小白”，生龙活虎跃上舞台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上海机床厂的“工人叔叔”来到了我的身边。

1979年4月，我母亲工作单位上海新华无线电厂将我家住房置换到了控江路，靠近军工路的广远新村。与松花一村、长白二村不同的是，广远新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建造的煤卫独用5层楼房，我家新居是独门独户带阳台的一室半居室，居住条件与环境均彻底上了一个档次。在绝大部分家庭还是居住在煤卫合用住宅的年代，煤卫独用是多少家庭一辈子的梦想啊！据当年的户口簿迁移记载，我家迁入广远新村35号504室的日期是1979年4月16日。搬家那天，是我家的一个“盛大节日”。那时没有搬场公司，完全是靠亲朋好友来帮忙。上海机床厂领导不仅派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还来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帮助搬家。好在长白二村和广远新村也就是一公里多点的距离，花了一天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搬家。为感谢帮助搬家的上海机床厂工人叔叔，也为了庆贺乔迁之喜，当天晚上，父母特意在控江路、图们路口的一家餐馆请大家“撮了一顿”。搬进新居后，父母在朝南的阳台上种植了许多花卉，还在钢窗框上挂了几盆吊兰。母亲每天下班后，都会在阳台上莳花弄草。今天，随着上海城市更新改造不断加快，许多专家学者大声疾呼留住“城市乡愁”。那么，作为当年“咱们工人新村里的年轻人”，我的乡愁又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就在曾经居住过的工人新村里。回望记忆中不曾远去的工人新村往事，亦是我的另一种往事如烟不是梦的“城市乡愁”。